抑郁症发病是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物学因素有遗传因素使亲属患病风险高、神经递质异常及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心理因素包含神经质等人格特质易致抑郁及消极认知模式加重症状；社会环境因素有重大生活事件诱发、社会支持不足易患病及文化因素影响认知和治疗。
一、生物学因素
1.遗传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抑郁症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性。如果家族中有抑郁症患者，那么亲属患抑郁症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群。例如，双生子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患抑郁症的同病率明显高于异卵双生子，同卵双生子的遗传基因几乎完全相同，其患抑郁症的一致性可达到30%-40%，而异卵双生子仅为10%左右。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代谢、神经内分泌功能等多种生物学途径增加个体患抑郁症的易感性。
2.神经递质异常：
5-羟色胺（5-HT）：5-HT在调节情绪、睡眠、食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大脑中5-HT功能降低时，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例如，一些抗抑郁药物如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通过抑制5-HT的再摄取，增加突触间隙中5-HT的浓度来发挥抗抑郁作用，这表明5-HT功能不足与抑郁症密切相关。
去甲肾上腺素（NE）：NE系统也与情绪调节有关。NE功能低下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去甲肾上腺素能antidepressants可以通过影响NE的传递来改善抑郁症状。
多巴胺（DA）：DA参与奖赏机制和情绪调节，多巴胺功能异常可能与抑郁症的快感缺失等症状有关。
3.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抑郁症患者常存在HPA轴功能亢进，表现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多。长期的高皮质醇水平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如损害海马神经元，影响认知功能，并且可能通过负反馈调节影响神经递质的代谢，从而引发抑郁症状。例如，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皮质醇水平昼夜节律失调，正常情况下皮质醇在清晨最高，傍晚最低，而抑郁症患者这种节律往往消失或紊乱。
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减退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甲状腺激素参与调节机体的代谢、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等，甲状腺激素水平降低时，可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抑郁症状。
二、心理因素
1.人格特质：
具有某些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例如，神经质人格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更容易体验到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这类人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更敏感，当面临挫折或困难时，更容易陷入消极情绪中难以自拔。此外，内向、孤僻、缺乏自信、完美主义等人格特质也与抑郁症的发生有一定关联。比如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过高，当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完美标准时，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
2.认知模式：
消极的认知模式是抑郁症的重要发病因素。抑郁症患者往往存在认知偏差，例如对自身、对周围世界和未来持有消极的看法。他们可能会用片面、消极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如将一次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永久、普遍的缺陷，而不是将其视为特定情境下的暂时现象。这种消极的认知模式会导致患者长期处于抑郁的情绪状态中，并且难以摆脱。例如，一位抑郁症患者在工作中遭遇一次小的失误，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对未来的工作也充满悲观预期，这种消极的认知循环进一步加重了抑郁症状。
三、社会环境因素
1.生活事件：
重大的生活事件是引发抑郁症的常见诱因。例如，亲人离世、失恋、失业、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个体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压力，就容易导致抑郁症的发生。研究表明，经历过重大负性生活事件的人群，患抑郁症的概率明显高于没有经历过此类事件的人群。比如，经历配偶死亡的人在随后的6个月内，抑郁症的发病率显著升高。
2.社会支持不足：
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也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因素。社会支持包括家人、朋友、同事等方面的支持。当个体处于困境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就会感到孤立无援，难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例如，独居的老年人，由于缺乏家人的陪伴和社会支持，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而有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人，在面对生活事件时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和鼓励，有助于缓解压力，降低抑郁症的发生概率。
3.文化因素：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抑郁症的认知和表达有影响。在一些文化中，可能对抑郁情绪的识别和接纳程度较低，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或者缺乏对抑郁症的正确认识，这可能导致患者不能及时寻求帮助，延误治疗。例如，在某些传统观念较强的文化环境中，认为抑郁是一种个人意志不坚定的表现，而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这种文化观念会阻碍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