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发病受生物学因素中遗传使亲属患病风险高、神经递质失衡影响情绪调节、神经内分泌中HPA轴失调及甲状腺功能异常相关；心理因素里神经质等人格、消极认知模式及早期童年不良经历易致抑郁；社会环境因素中重大生活事件、缺乏社会支持及社会文化等会增加患抑郁症风险。
遗传因素：抑郁症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如果家族中有抑郁症患者，那么亲属患抑郁症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群。例如，双生子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患抑郁症的同病率明显高于异卵双生子，这提示遗传因素在抑郁症的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等多种生物学途径增加个体患抑郁症的易感性。
神经递质失衡：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血清素（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失衡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例如，血清素水平降低可能导致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抑郁症状。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脑内血清素转运体功能存在异常，导致突触间隙中血清素浓度降低，进而影响情绪调节功能。去甲肾上腺素功能不足也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病，它与个体的警觉性、情绪和动机等方面有关，其水平的改变会影响情绪状态。多巴胺系统与奖赏机制和动机有关，多巴胺功能异常可能导致患者对以往感兴趣的活动失去兴趣，出现快感缺失等抑郁表现。
神经内分泌因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功能失调是抑郁症常见的神经内分泌改变。抑郁症患者常出现HPA轴过度激活，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会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毒性作用，影响神经细胞的结构和功能，还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代谢和调节，从而引发抑郁症状。此外，甲状腺功能异常也与抑郁症有关，甲状腺素分泌不足可能影响机体的代谢和神经系统功能，导致情绪低落、乏力等类似抑郁的表现。
心理因素
人格特质：某些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的发生相关。例如，神经质人格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更容易体验到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具有悲观、自卑、过于追求完美等人格特点的个体，在面对生活事件时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认知评价，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例如，一个过于追求完美的人，在遇到无法达到自己预期目标的情况时，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和绝望的情绪中，进而发展为抑郁症状。
认知模式：消极的认知模式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心理因素。抑郁症患者常常存在负性的认知偏差，如对自己、对周围世界和对未来的负性认知。他们往往会以消极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将失败和挫折归因于自己的内在、稳定且普遍的因素。例如，当面临工作上的一次失败时，抑郁患者可能会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内在因素），而且这种能力不足是永久的（稳定因素），并且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因素），这种消极的认知模式会持续加重抑郁情绪。
早期童年经历：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如遭受虐待、忽视、父母离异等，会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增加成年后患抑郁症的风险。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历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神经发育和心理适应能力，导致其在面对成年后的压力事件时更容易出现情绪调节障碍。例如，童年时期长期遭受父母忽视的孩子，在成年后可能更难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在应对生活压力时缺乏有效的心理应对机制，从而更容易陷入抑郁状态。
社会环境因素
生活事件：重大的生活事件是引发抑郁症的常见诱因。例如，亲人离世、失恋、失业、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负性生活事件，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个体无法有效应对这些生活事件时，就可能引发抑郁症。研究表明，经历重大负性生活事件的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高于没有经历此类事件的人群。例如，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同时遭遇失业和家庭破裂这两个重大生活事件，其心理负担会急剧增加，很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节，就可能发展为抑郁症。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系统对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社会支持包括家人、朋友、同事等方面的支持。如果个体在生活中缺乏亲密关系的支持，在遇到困难时无法从他人处获得情感慰藉、实际帮助等，就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例如，独居且社交圈子狭窄的老年人，当遇到身体不适或生活困难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影响抑郁症的发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情绪表达和心理健康的观念不同。在一些文化中，对抑郁情绪的接纳程度较低，个体可能更难以表达和寻求帮助，从而导致抑郁情绪得不到及时缓解。例如，在某些传统观念较重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可能认为表达悲伤是软弱的表现，这使得患有抑郁症的个体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情绪问题，延误了治疗时机。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相对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可能导致个体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如贫困、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抑郁症的发病几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