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发生受生物学、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生物学上涉及遗传易感性、神经递质失衡及神经内分泌功能亢进等，心理层面有人格特质具情绪不稳定等特点、负性认知偏向易致悲观情绪、童年不良经历可改变脑结构功能，社会方面重大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不足、不良社会环境等可诱发，还与年龄性别差异、不良生活方式及躯体疾病病史相互作用增加患病风险。
一、生物学因素
1.遗传因素：抑郁症具有一定遗传易感性，家系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一级亲属患抑郁症的风险较一般人群显著升高，遗传度约为30%~40%，表明基因在抑郁症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某些基因变异可能影响神经递质代谢、神经内分泌调节等生物学过程，增加个体患抑郁症的概率。
2.神经生化因素：神经递质失衡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例如，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等神经递质功能异常与抑郁症相关。5-HT系统功能低下可能导致情绪调节、睡眠、食欲等多方面功能紊乱；NE系统功能不足可引起精神运动性迟滞、情绪低落等症状；DA系统功能异常也与快感缺失、动机减退等抑郁症核心症状密切相关。
3.神经内分泌因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功能亢进是抑郁症常见的神经内分泌改变。患者体内皮质醇分泌异常增多，长期高皮质醇水平会损害海马等脑区神经元，影响神经可塑性，进而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同时还可能通过影响免疫功能等多方面机制加重抑郁状态。
二、心理因素
1.人格特质：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个体具有情绪不稳定、易焦虑、敏感多疑等特点，这类人群对压力事件的耐受性较差，更易陷入负性情绪循环，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例如，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情绪状态中，易导致神经内分泌紊乱，引发抑郁症状。
2.认知模式：负性认知偏向的人往往存在对自身、世界和未来的消极认知模式，如过度自责、灾难化思维等。这种认知模式会使个体在面对生活事件时容易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长期积累可能诱发抑郁症。比如，总是将失败归因于自身稳定的、普遍的因素，而忽略外部可改变的因素，容易陷入持续的抑郁情绪中。
3.心理创伤经历：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如遭受情感虐待、忽视、父母离异等，会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增加成年后患抑郁症的概率。这些早期创伤可能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影响应激反应调节机制，使个体在成年后面对压力时更易出现抑郁症状。
三、社会因素
1.重大生活事件：突然发生的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如失业、失恋、亲人离世、严重自然灾害等，可成为抑郁症的诱发因素。当个体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应激事件时，心理负担过重，容易引发抑郁情绪，若持续时间较长或应激强度过大，可能发展为临床抑郁症。
2.社会支持不足：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如家庭成员间缺乏情感沟通、朋友关系淡薄、工作场所人际关系紧张等，会使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时缺乏缓冲和帮助，心理压力难以释放，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例如，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更容易产生孤独、无助感，进而诱发抑郁症状。
3.社会环境因素：长期处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生活环境恶劣等社会环境中，个体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大，且缺乏改善生活状况的资源和机会，容易出现持续的心理压抑，增加抑郁症的发病几率。此外，社会文化中对心理健康的忽视、病耻感等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对抑郁症的识别和求助，间接影响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
四、其他相关因素
1.年龄与性别：女性由于激素变化（如月经周期、孕期、产后、更年期等）、社会角色压力等因素，抑郁症患病率相对高于男性。不同年龄段也有差异，青少年期由于身心发展变化、学业压力等易出现抑郁倾向；中老年期则可能因躯体疾病增多、社会角色转变等因素增加抑郁症发病风险。
2.生活方式：长期缺乏规律运动、作息不规律、吸烟、过度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可影响神经递质代谢、内分泌功能及心理状态。例如，运动不足会导致大脑中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分泌减少，影响情绪调节；长期吸烟饮酒可能干扰神经生化平衡，增加抑郁症发生风险。
3.躯体疾病病史：患有其他慢性躯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患者长期受疾病折磨，身体不适与心理负担相互影响，会显著提高抑郁症的患病率。例如，心血管疾病患者因疾病导致的身体功能受限、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