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学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相关。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因素使亲属患病风险增高、神经递质（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异常以及神经内分泌（HPA轴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异常）异常；心理社会因素涵盖童年经历（童年创伤、不良亲子关系）、生活事件（重大负性生活事件、长期慢性压力）和人格因素（神经质人格、低自尊）。
神经递质异常：
血清素（5-羟色胺）：血清素在调节情绪、睡眠、食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血清素水平降低时，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例如，一些抗抑郁药物通过增加突触间隙中的血清素浓度来发挥治疗作用，这表明血清素与抑郁症的发病密切相关。
去甲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也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它参与情绪调节和应激反应。去甲肾上腺素功能不足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相关的抗抑郁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就是通过影响去甲肾上腺素的代谢来缓解抑郁症状。
多巴胺：多巴胺与动机、奖励机制等有关，多巴胺功能异常也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例如，抑郁症患者的大脑某些区域多巴胺水平可能降低，影响了患者的情绪和动力。
神经内分泌因素：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抑郁症患者常常存在HPA轴功能亢进，表现为皮质醇分泌增加。长期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损害海马神经元，影响记忆和情绪调节等功能，进而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如果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可能更容易导致HPA轴功能紊乱，增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女性在经期、孕期、更年期等特殊时期，体内激素水平变化较大，也可能影响HPA轴功能，增加抑郁症发病风险。
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异常与抑郁症密切相关。甲状腺功能减退时，患者可能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类似抑郁症的症状；而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也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在老年人群中，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发生率相对较高，因此需要关注老年人的甲状腺功能状态，以早期发现可能伴随的抑郁症。
心理社会因素
童年经历：
童年创伤：童年时期遭受的虐待、忽视、丧失亲人等创伤性经历是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例如，童年被父母打骂、情感上得不到关爱等经历，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导致其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情绪调节障碍，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在儿童期如果经历过严重的创伤事件，这种不良经历可能会在大脑中留下“印记”，影响神经发育和心理适应能力，使得个体在面对成年后的压力时更易陷入抑郁状态。
亲子关系：不良的亲子关系，如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父母对孩子过度控制或过度放任等，也可能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例如，亲子关系紧张的孩子可能更容易出现自卑、焦虑等情绪问题，进而发展为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状态，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则可能成为抑郁症的诱发因素。
生活事件：
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如亲人离世、失恋、失业、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大负性生活事件，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个体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压力时，就容易引发抑郁症。例如，经历亲人突然离世的人，在短期内可能出现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等抑郁症状，如果这种情绪持续时间较长且无法缓解，就可能发展为抑郁症。在成年人中，重大负性生活事件是较为常见的抑郁症诱发因素，不同性别在面对重大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女性相对更容易受到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抑郁情绪。
长期慢性压力：长期处于慢性压力状态下，如长期的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等，也会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例如，长期从事高强度工作且得不到有效缓解的人，由于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神经内分泌系统持续受到影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在不同年龄段中，长期慢性压力对抑郁症的影响有所不同，年轻人可能因工作和学习的压力更容易受到影响，而老年人可能因退休后的生活变化、健康问题等长期慢性压力源而面临抑郁症的风险。
人格因素：
神经质人格：具有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更容易体验到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他们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往往会做出过度的情绪反应，并且难以从负面情绪中恢复过来。例如，神经质人格的人在面对工作中的小挫折时，可能会过度担忧和沮丧，长期如此容易引发抑郁症。在儿童时期，如果发现孩子具有神经质人格倾向，家长和教育者可以通过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等方式来预防抑郁症的发生。
低自尊：低自尊的人往往对自己评价较低，缺乏自信，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更容易产生无助感和绝望感，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例如，低自尊的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可能更容易感到不被接纳，进而出现抑郁情绪。在青少年群体中，低自尊可能与学业压力、同伴关系等因素有关，需要关注青少年的自尊水平，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自尊，预防抑郁症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