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重要贡献

　　宋元时期，随着中医各种流派的产生，学术争鸣的开展，使得人们对肝胆病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进一步发现黄疸等病具有传染性，主张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进行预防;防治方法有所创新与发展，且各具特色，从而提高了肝胆病的临床防治效果。

　　(1)宋元以降，诸医家对黄疸的分类经历了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对脉因证治的认识亦不断地深化和完善。如宋《太平圣惠方》论述了“三十六黄”的不同病候及其治法;《圣剂总录》列载了“九疸”、“三十六黄”，把重症黄疸称为“急黄”，其中既有历代医家独到见解，亦有不少名不见经传者，凡是有关黄疸的各种病因及临床特征均概括在其中。

　　宋•韩祗和《伤寒微旨论》除了论述“阳黄”证外，还首次设《阴黄证篇》，谓“伤寒病发黄者，古今皆为阳证，治之往往投大黄、栀子、柏皮、黄连、茵陈之类……无治阴黄法”，于是结合自身临床心得，详述了阴黄的成困(如可由阳黄服清下药太过而转化阴黄)、辨证施治方法，并根据仲景“于寒湿中求之”之说而制定了茵陈茯苓汤(茵陈、茯苓、桂枝、猪苓、滑石)、茵陈四逆汤(四逆汤加茵陈)、小菌陈汤(附子、甘草、茵陈)、茵陈附子汤(附子、干姜、茵陈)等六首温里散寒祛湿退黄方药。

　　从此阴黄之治有法可循，有方可用。元•王好古《阴证略例》亦专列“阴证发黄”一篇，选用韩祗和诸方治之，每每获得良效。元•罗天益《卫生宝鉴》进一步论证了黄疸的辨治规律，指出“身热不大便而发黄者，用仲景茵陈蒿汤”;若是“皮肤凉又烦热，欲卧水中，喘呕脉沉细迟无力而发黄者，治用茵陈四逆汤。”并制有茵陈附子干姜汤等方以治阴黄。可以说，宋元之际“阴黄”证的深入探讨和辨治规律的形成，乃是中医治疗黄疸等病的重一大突破。

　　宋•窦材《扁鹊心书》对胆黄论述亦较全面，并首次提出“胆黄证”之说，认为此证乃“因大惊卒恐，胆伤而汁泄于外”所致;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陈言《三因方》，金代刘完素《宣明论方》，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附遗方论》……等医家亦有不少独特见解。如元代《丹溪心法》有“疸不用分其五，同是湿热”、“黄疸乃脾胃经有热所致，当究其所因，分利为先，解毒次之”之说，亦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2)金元四大家对臌胀病因病机各有发挥。如刘完素《河间六书》中提出主要由邪热内侵、气机壅滞所致，“是以热气内郁，不散而聚，所以叩之如鼓也”。同时与肝脾肾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因而治疗用攻邪法时，须时时顾护正气，不可太过，因“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余年，根深矣，势笃矣，欲救速效，自求祸耳。”(《格致余论•鼓胀论》)李东垣于《兰室秘藏》中提出本病“皆由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聚而不散而成胀满”，治疗主张扶脾益胃以制水湿，常用中满分消汤(六君子汤加厚朴、枳实、黄芩、黄连、知母、砂仁、泽泻、干姜、姜黄)等方治之。《丹溪心法•臌胀》指出：“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职……清浊相混，隧道壅塞……逐成胀满。”此实属见地之论。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为臌胀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3)关于胁痛，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认为“夫一切沉积水气，两胁刺痛，中满不能食，头目眩者，可用搽调散。轻涌讫冷涎一二升，次服七室丸则愈矣。”《三因方》、《脾胃论》、《丹溪心法》等书对胁痛亦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治法与方药。

　　(4)宋•严用和《济生方》强调了积聚发病与七情攸关，行气活血当为主要治法，所制香棱丸、大七气汤等一直沿用至今。金元时期之《活法机要》认为积聚的产生与正气不足亦有关系，因此活血化瘀消症时应适当加用扶正固本之品。《卫生宝鉴》中用以治疗积聚之方达17首，理气导滞、活血消积之品在处方中所占比重比唐宋以前之方有明显增加，并把三棱、莪术作为治疗积聚的主药。如荆蓬煎丸(三棱、莪术、木香、青皮、茴香、枳壳、槟榔)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