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发病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如遗传使亲属患病风险增高、神经递质失衡（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异常）、神经内分泌因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致皮质醇分泌增多），心理社会因素如重大负性生活事件、长期慢性应激、神经质等人格特质及消极认知模式，年龄方面儿童青少年因身心未熟易现情绪问题、中老年因身体机能衰退等易患且症状有特点，性别上女性患抑郁症风险高于男性与生理特点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遗传因素：抑郁症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如果家族中有抑郁症患者，那么亲属患抑郁症的风险比普通人群显著增高。例如，双生子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患抑郁症的同病率远高于异卵双生子，这提示遗传因素在抑郁症的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等多种生理功能来增加个体患抑郁症的易感性。
神经递质失衡：
5-羟色胺（5-HT）：5-HT在调节情绪、睡眠、食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大脑中5-HT水平降低时，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例如，很多抗抑郁药物通过增加突触间隙中5-HT的含量来发挥作用，如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类药物，这从侧面证实了5-HT与抑郁症的密切关系。
去甲肾上腺素（NE）：NE系统也与情绪调节相关。NE功能不足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当NE水平降低时，可能影响大脑对情绪的调控，导致患者出现情绪低落、动力不足等抑郁症状。
多巴胺（DA）：DA与奖赏机制、动机等有关。多巴胺功能异常可能在抑郁症的发生中起作用，例如，某些涉及多巴胺系统的神经通路功能障碍可能导致患者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和动力，进而引发抑郁情绪。
神经内分泌因素：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失调：抑郁症患者常存在HPA轴功能亢进，表现为皮质醇分泌增多。长期的高皮质醇水平会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毒性作用，影响神经递质的代谢和神经元的功能，进而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和维持。例如，慢性应激状态下，HPA轴持续激活，皮质醇分泌增加，会干扰海马等脑区的神经可塑性，影响记忆、情绪调节等功能。
心理社会因素
生活事件：
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如严重的失恋、亲人离世、失业、重大经济损失等。这些重大负性生活事件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个体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事件，就容易引发抑郁症。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经历过严重自然灾害的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未经历自然灾害的人群。
长期慢性应激：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如长期的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等。慢性应激会持续激活个体的应激系统，导致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比如，长期在高强度、高竞争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群，患抑郁症的概率相对较高。
人格因素：某些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的发生相关。例如，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体验到负面情绪，对压力更为敏感，他们在面对生活事件时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具有低自尊、完美主义、孤僻等人格特点的个体，也往往在应对生活挑战时处于劣势，增加了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认知模式：消极的认知模式可能引发抑郁症。例如，抑郁症患者常常存在负性的自动思维，如对自己、对周围世界和对未来的消极看法。他们往往会以消极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将失败和挫折归结为自己的无能或缺陷，而忽略积极的方面。这种消极的认知模式会不断强化抑郁情绪，导致抑郁症的持续存在和复发。例如，一个抑郁症患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这种消极的认知会使他在面对任务时缺乏动力，进一步加重抑郁症状。
年龄、性别与抑郁症的关系
年龄因素：
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由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面临学业压力、同伴关系等问题时，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例如，青少年时期的荷尔蒙变化、大脑发育尚未完全稳定等因素，使得他们对压力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若遇到学习困难、家庭关系不和谐等情况，较易引发抑郁症。而且，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表现可能与成人有所不同，他们可能更多表现为情绪低落、厌学、社交退缩等，容易被忽视。
中老年：中老年时期，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可能面临退休、健康状况下降等问题。例如，退休后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角色的转变等，可能导致心理适应困难。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神经内分泌等生理功能发生变化，也增加了患抑郁症的风险。中老年抑郁症患者可能还伴有躯体症状，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躯体疼痛等，且症状往往持续时间较长。
性别因素：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特点有关，如月经周期、怀孕、分娩、更年期等生理阶段的激素变化。例如，产后抑郁症是女性在特定生理阶段常见的抑郁症类型，与产后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有关。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可能对性别与抑郁症的关系产生影响，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可能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角色，面临更多的不公平待遇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女性患抑郁症的几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