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病因未完全明确，可能与人质与绑匪长期互动（高强度压力情境、绑匪有限仁慈行为）、人质自身心理特征（认知偏差、情感依赖形成）、社会支持缺失（外部社会支持匮乏，儿童、女性、有心理创伤病史者更易受影响）相关。
一、人质与绑匪之间的长期互动因素
高强度压力情境：人质处于极端危险且长期受限的环境中，例如被劫持者长时间处于被挟持、生命安全受到持续威胁的状况下，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会使人质的心理防御机制受到极大挑战。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下，人质会逐渐产生无力感，开始重新评估自身与绑匪的关系。比如在一些绑架案件中，人质长时间被困，每天都面临着绑匪的情绪操控和身体上的潜在威胁，会慢慢适应这种极端环境。
绑匪的有限仁慈行为：绑匪偶尔展现出的有限仁慈可能会对人质产生影响。例如绑匪在长期的挟持过程中，偶尔给人质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或者在特定时刻没有对人质施加更严重的伤害。这种有限的仁慈会让人质产生错觉，认为绑匪并非完全的恶人，从而在心理上对绑匪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比如绑匪在饥饿的人质面前偶尔给一点食物，人质可能会对绑匪产生一定的感激之情，进而影响其心理状态的转变。
二、人质自身的心理特征因素
认知偏差：人质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在长期的被挟持情境下，会过度合理化绑匪的行为。例如人质会不断为绑匪的恶劣行为寻找借口，将绑匪的暴力等不良行为归因于某些外部因素，而不是从绑匪本质的角度去看待。这种认知偏差会使人质逐渐接受绑匪的存在合理性，进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关的心理变化。
情感依赖的形成：在长期封闭的互动环境中，人质可能会逐渐形成对绑匪的情感依赖。由于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人质会把绑匪当作唯一的情感寄托来源。比如人质在被困期间，绑匪是其唯一能交流和获取情感回应的对象，久而久之就会对绑匪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可能会产生爱意等复杂情感，从而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
三、社会支持缺失因素
外部社会支持的匮乏：当人质处于被挟持等危机状况时，如果外部社会支持系统没有及时发挥作用或者无法有效介入，会使人质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例如在一些偏远地区发生的绑架案件中，由于当地救援力量薄弱或者信息传递不及时等原因，人质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外部帮助，这就会促使人质更多地依赖绑匪，进而增加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在被劫持等危机情境下，家庭、学校等社会支持系统不能及时给予保护和心理干预，更容易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关心理变化的影响，因为儿童的心理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需要外部的支持来维持心理平衡。对于女性而言，在类似情境下，由于生理和心理特点，可能在面对高强度压力和社会支持缺失时，更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和情感依赖等情况，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不同个体的心理反应存在差异。而有过心理创伤病史的人群，在面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关情境时，由于自身原本的心理脆弱性，会更易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变化过程中，因为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可能已经受到过损害，在新的极端压力情境下更难维持正常的心理状态。
